新華社記者 張曉松 羅沙 朱基釵

治國之政，守正創新，則行穩致遠。
　　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
　　不斷加強黨的領導，有序推進民主建設，大力弘揚法治精神，40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在改革開放的洪流中與時俱進，為改革開放事業提供著堅強的政治保障。
　　以自我革命推進社會革命
　　正在國家博物館舉行的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型展覽中，一份編號“國監留字［2018］110001號”的留置決定書，吸引著觀眾的目光。
　　這份簽發于2018年3月31日的文書，首次以國家監委的名義對貴州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長王曉光作出留置決定。
　　此前8天，北京平安里西大街，一個全新的國家機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掛牌成立。由此，人們熟悉的“一府兩院”變成“一府一委兩院”。
　　改革開放40年，既是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40年，也是黨中央領導全黨進行偉大自我革命的40年。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抉擇。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我們黨宣告恢復成立并選舉產生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并明確指出“這是保障黨的政治路線的貫徹執行的一個重要措施。”
　　回望40年，改革開放始終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始終朝著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方向前進。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明確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多次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1987年，黨的十三大正式確立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其中，“兩個基本點”，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二者辯證統一，缺一不可。
　　1994年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2009年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都對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作出明確要求。
　　黨的十八大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黨的領導全面貫徹到治國理政的實踐中——
　　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等小組，黨的十九大后將其“升級”為委員會，并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
　　黨的十九大首次明確提出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將其作為黨的根本性建設；
　　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工作匯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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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勝利召開，“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寫入新修訂的憲法。
　　一系列創制性的安排，使堅持和完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體制機制不斷完善，確保黨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保障了改革開放事業順利推進。
　　回望40年，黨的自身建設從未停止，改革成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題中之義。
　　從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必須從嚴治黨”，到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考察時首次公開提出“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從嚴治黨上升為國家戰略，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推動黨風廉政建設黨委主體責任、紀委監督責任落實；發揮巡視利劍作用，在黨的歷史上實現首次中央巡視全覆蓋；擦亮監督探頭，中央紀委實現對所有中央和國家機關派駐監督全覆蓋……我們黨不斷深化黨的紀律檢查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探索一條長期執政條件下自我監督之路。
　　回望40年，黨的建設與行政體制改革相輔相成，并最終匯聚成推動社會進步的洪流，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斷走向現代化。
　　1982年鄧小平發出“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的指示，第一輪中央黨政機構改革啟動，國務院部委單位由100個大幅裁減到61個，之后歷經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改革基本上每隔五年一次。
　　2018年2月，十九屆三中全會作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以一場“系統性、重構性的變革”掀起新一輪機構改革大潮。
　　從國家計生委、鐵道部等告別歷史舞臺，到自然資源部、生態環境部等新鮮亮相，行政體制改革，始終貫穿著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自我革命，見證了與經濟社會發展同步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鏗鏘步伐。

讓“人民至上”永續改革動力
　　2018年10月25日上午，北京人民大會堂二樓東大廳座無虛席，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對“兩高”工作開展專題詢問。
　　面對常委會委員和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的一連串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司法部、財政部負責人坦誠作答。
　　“人民當家作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不變的鮮明底色，是改革開放的力量之源。
　　從1979年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地方組織法、選舉法，到縣以上地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再到198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人民大會堂南門掛牌辦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發展迎來明媚春天。
　　全國人大常委會2014年起每年都召開座談會專門聽取基層人大代表意見，1500人次全國人大代表參加執法檢查、立法調研，地方組織法、選舉法、代表法進一步修改完善，探索“民生實事項目人大代表票決制”……黨的十八大以來，人大代表選舉更加風清氣正，代表工作更加求真務實，人大監督更加充分到位。
　　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才能找到“最大公約數”。
　　1982年頒布的現行憲法，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政治協商制度的地位。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協商民主”寫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之中。2015年，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從頂層設計的高度，謀劃協商民主的發展路徑。
　　“雙周協商座談會”以及對口協商會、提案辦理協商會等制度，成為新時代協商議政新格局的生動注腳。
　　基層治，天下安。40年來，從村民自治到基層協商，從第一個村民委員會誕生到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實施，基層民主發展不斷探索新路徑。
　　為更好地發揮農村和城市居民的自治職能，2017年10月實施的民法總則首次明確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法人資格。11月，北京市東城區東華門街道韶九社區獲得全國首張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特別法人統一社會信用代碼證書。
　　社會各界都能有效參與政治生活，基層群眾得以充分行使民主權利，這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真諦。
　　用法治精神引領改革深化
　　憲法，國家的根本大法。現行憲法自1982年公布施行至今，已歷經五次修改，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和發展同頻，讓黨和人民意志得到更加集中的體現。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戰略方針，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吹響全面依法治國的號角，黨的十九大為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指明方向……法治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民法，法律體系的重要支柱。1986年民法通則誕生，2017年民法總則實施，2018年民法典各分編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編纂中國人民自己的民法典”這一夢想，正離我們越來越近。
　　行政訴訟，直接反映一個國家的法治文明程度。2016年，全國法院一審審結行政案件超過20萬件，其中以判決方式結案的一審案件中，行政機關敗訴率超過三成。
　　重建檢察機關，完善人民法院，設立司法部……司法制度恢復完善，讓正義重新得以匡扶。
　　2013年，延續半個多世紀的勞教制度正式退出歷史舞臺，被視為我國人權司法保障的一大進步。
　　2015年，人民法院改“立案審查制”為“立案登記制”，困擾群眾多年的“立案難”從此化為“有案必立、有訴必理”。
　　“疑罪從無”的司法理念得以明確，刑事訴訟向“以審判為中心”轉變，“誰辦案誰負責”成為司法人員廣泛共識，律師制度更好保障當事人合法權利……新時代司法體制改革迎難而上，讓群眾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公平正義，從而進一步凝聚起人民對公正的信心、對法治的信仰。
　　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在法治下推進改革。
　　曾經，“證明我媽是我媽”讓人哭笑不得，“來回跑路”讓企業苦不堪言。
　　2013年，一場簡政放權改革全面推開。“法無授權不可為”成為政府用權的紅線，大量公章被“退休”，大批“奇葩證明”被擯除。
　　曾經，判決書并不一定都得到執行，“法律白條”令當事人無可奈何。
　　2016年，人民法院打響“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戰役。多部門聯手信用懲戒，超320萬“老賴”履行義務。
　　奉法者強，則國強。社會成員誠信守法，一切權力循法而行，昭示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邁上新的高度。　　

（新華社北京12月4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