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強化責任追究，約束不作為、整治亂作為，從而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這才是問責的價值指向。

以法紀為準繩嚴肅問責，以事實為依據規范問責，以問題為靶心精準問責，以容錯為原則慎重問責，才能起到問責一個、警醒一片的功效，才能克服“多干多錯、不干不錯”的心態，才能激發擔當盡責、奮發有為的精神。

“正確對待被問責的干部，對影響期滿、表現好的干部，符合有關條件的，該使用的要使用”“保障黨員權利，及時為干部澄清正名，嚴肅查處誣告陷害行為”“改進談話和函詢工作方法，有效減輕干部不必要的心理負擔”……中辦近日發出的《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專門拿出一個部分，強調完善問責制度和激勵關懷機制，著力解決干部不敢擔當作為的問題。這既是對“問責”的正本清源，也是對“負責”的鮮明號召。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依規治黨、依法治國，問責是一個有力抓手。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強化問責工作、落實“兩個責任”的改革創新，到鞏固實踐成果、扎緊制度籠子的立規創舉，我們黨把問責作為管黨治黨利器，先后對山西塌方式腐敗、湖南衡陽破壞選舉案、四川南充和遼寧拉票賄選案、陜西秦嶺北麓違建別墅問題等嚴肅問責，問責不主動、追責不給力的現象大為減少，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常態，有力推動了管黨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也讓“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逐漸成為普遍共識。

與此同時，由于對中央精神和黨內法規學習不透徹、領會不深刻，問責泛化簡單化的現象時有發生。比如，4分鐘內因沒能及時接聽脫貧攻堅巡查組電話，扶貧干部被公開通報“給予黨內警告處分”；扶貧手冊中寫錯兩個標點符號，被通報批評……這些執紀簡單化、問責粗線條甚至亂問責、錯問責、問錯責的問題，雖然事后相關處理被撤銷，卻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影響。特別是，類似“躺著中槍”的職能式問責、“剛播種就要收獲”的計時式問責、只為輿情降溫的滅火式問責、對困難不聞不問的機械式問責，不僅會挫傷基層干部的積極性，也無形之中削弱了問責的權威性。

問責只是手段，負責才是目的。通過強化責任追究，約束不作為、整治亂作為，從而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這才是問責的價值指向。正因如此，《通知》指出，“堅持嚴管和厚愛結合，實事求是、依規依紀依法嚴肅問責、規范問責、精準問責、慎重問責，真正起到問責一個、警醒一片的效果。”如果說，問責是一把戒尺，那么用好這把尺子既要講規則，也要講藝術，既要講政策，也要有溫度。從此前要求運用好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到這次要求“嚴肅、規范、精準、慎重”問責，都體現了嚴管和厚愛、約束和激勵的辯證統一，既是對黨和國家事業的真誠擔當，也是對黨員干部的真正負責。

換句話說，問責也是一把手術刀，其威力不僅在于刃之鋒利，更在于術之高超。認真領會貫徹《通知》精神，以法紀為準繩嚴肅問責，以事實為依據規范問責，以問題為靶心精準問責，以容錯為原則慎重問責，才能起到問責一個、警醒一片的功效，才能克服“多干多錯、不干不錯”的心態，才能激發擔當盡責、奮發有為的精神。“為擔當者擔當，為負責者負責。”由此可以理解，為何《通知》明確要求，把“三個區分開來”的要求具體化，正確把握干部在工作中出現失誤錯誤的性質和影響，切實保護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干部就要有擔當，有多大擔當才能干多大事業，盡多大責任才會有多大成就。”我們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是為黨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來為黨分憂、為國干事、為民謀利。堅持權責一致、嚴格問責，堅持層層負責、人人擔當，為基層干部擔當作為撐腰，為干事創業者設置“減壓閥”，我們就能為基層治理注入源源不斷的正能量。

（本系列評論到此結束）